问政智库｜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东京湾区发展特征的比较

本文原标题：《沈子奕 郝睿 周墨：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及东京湾区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引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所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及旧金山湾区就经济辐射效应、区域协同效应及配套设施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对粤港澳湾区发展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发布《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成果报告将“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湾区”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2015年4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写入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当中要求“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同年4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实验区总体方案》，将广东自贸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意味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规划下，广东、香港、澳门的深度互动迈上了更高层级。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标志着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由研究规划阶段向实际建设阶段转变。一、研究背景

为深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状，本文在世界现有的主要湾区城市群中，分别选取了处于不同国家且各方面差异较为明显的两大湾区——旧金山湾区及东京湾区作为比较对象，针对三大湾区的部分特征开展了对比分析。现将三大湾区的基本信息列举如下。

（一）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九市组成的城市群（9+2），是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粤港澳湾区GDP突破10万亿元，总量规模超过俄罗斯，在世界国家排行中名列11位，与韩国持平，成为全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大湾区的提出，是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模式，从过去三十年前的“前店后厂”经贸格局，升级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和多元服务业有机融合的经济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

（二）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是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区域及都会区，位于沙加缅度河下游出海口的旧金山湾和圣帕布罗湾四周，包含西侧的旧金山，南侧的圣马刁县、圣克拉拉谷地区，东侧的阿拉米达县、康特拉科斯塔县、索拉诺县，以及北侧的马林县、纳帕县和索诺马县，共9个县、101个城市，是全美第五大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历史悠久，作为进入美国的重要口岸和早期淘金的热门地区，旧金山及其周边城市一直以来吸引着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人口向其集聚，对形成现有湾区规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也被称为“首都圈”，原先指围绕东京湾发展的一都三县，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及神奈川县，自20世纪中叶，为解决人口、资源要素过度向东京都集中的问题，日本政府1956年起对首都圈发展规划陆续进行了五次重大调整，依据现行《首都圈整备法》，目前首都圈范围包括东京都外加千叶、神奈川、琦玉、茨城、群马、栃木、山梨等县（1+7）。东京湾区具有天然的地形优势，东京湾深入内陆近80公里，是天然的优良深水港湾，内宽外窄，紧连冲击平原区，不仅有利于港口贸易和交通运输，而且适合仓储区和工业区的建设发展。二、对比分析

三大湾区发展存在一定共性，但又因各地区地理位置、经济条件、政策制度等各方面不同而产生差异，现将对比分析有关结论总结如下。

（一）经济辐射效应

经济辐射效应作为物理辐射概念的延伸，其广泛定义是指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的交互流动，以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传播。一般而言，经济辐射效应主要体现为双向流动，不同要素流向并不相同，如技术或资本等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比较优势的要素易于向次发达地区流动，而劳动力等经济次发达地区拥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则会在辐射过程中向发达地区流动。换言之，经济辐射效应的本质在于两类区域间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双向辐射的过程中，最终缩小发展程度的差距。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经济辐射效应的实现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已经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城市集群，即“增长极”，经济辐射的范围和深度取决于增长极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产业结构；二是辐射媒介，狭义上指的是包括交通运输和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广义上还包括政策制度、文化环境等可能对上述生产要素流动造成影响的多方面客观因素，媒介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经济辐射效应的有效性。

1.辐射中心数量

通过比较三大湾区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其均以少数高度化发展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增长，最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经济相互协同、产业结构相互依存的城市群体。但是三者的区域核心增长极（或可称为“辐射中心”）数量并不相同。

东京湾区方面，核心增长极为东京都，其作为日本行政及经济中心，自二战结束后周边区域人口快速向东京集聚，加之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使制造加工业快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由东京都这一中心区域向京滨、京叶地区迁移，以缓解中心城区压力，东京也得以向服务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发展成为日本的金融、商业、政治及文化中心。而旧金山湾区方面，18世纪前后所爆发的淘金热使美国全国人口快速向旧金山附近集聚，大量的人口红利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商品销售提供了市场，最终形成了以旧金山为核心的湾区城市群。

不同于东京湾区及旧金山湾区仅以单一城市为辐射中心，粤港澳湾区依托于区域内三大城市（香港、广州及深圳）作为经济增长点。从经济总量上看，2017年三城市GDP总量分别22191亿元、21503亿元及22490亿元，GDP总量之和占粤港澳湾区GDP总量比例达65.4%。从进出口贸易上看，2017年深圳、香港、广州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2521万TEU（标准箱）、2076万TEU和2037万TEU，分列世界前十大港口运输量的第三、第五、第七位。结合其他多方面数据可见，三大增长极在拉动周边城市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差距已经明显缩小，粤港澳湾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原先以香港带动深圳并进一步辐射内陆的“前店后厂”模式成功转型为以粤、港、深三大中心向区域内进行多维度复合经济辐射的新湾区经济模式。

2.经济辐射效率

如前文所述，实现经济辐射首先需要的是辐射中心区域的要素及各类影响能向外传递，其次需要有完善的传递媒介。对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而言，其经济辐射非常典型，东京的加工制造业和旧金山的创新产业作为增长极的推进型产业，有效地实现了产业集群的扩散转移，并在此过程中使东京和旧金山自身实现了向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多元经济结构升级转型。

在粤港澳湾区，这一过程基本类似，在初期由香港作为区域核心，将制造业向深圳、广州转移，伴随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深圳和广州的制造业集群也已基本完成向珠海、佛山等地的充分扩散。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粤港澳湾区规划，除香港、广州、深圳以外，澳门也被视为是带动区域增长的第四“增长极”。而作为另一大经济特区，尽管经济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人均GDP达49.9万元，远高于粤港澳湾区内其他地区，但由于其土地面积及人口基数过小，其GDP总量仅为3273亿元，远小于其他三极，产业集群效应相对较弱。不仅如此，由于澳门支柱产业是以休闲旅游为主等各项服务业，产业特点使其难以有效成为实质性推进产业。因此，和其他三极不同，澳门并未对周边区域产生强烈的经济辐射效应。

另一方面，三大湾区狭义的辐射媒介发展完善，能实现要素的有效流通，然而广义的辐射媒介仍存在客观限制。对粤港澳湾区而言，城市间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铁路、公路及航空三网全面覆盖，2018年正式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实现了公路、铁路的跨区域联通，极大提升了粤港澳湾区内部的交通物流运输水平，在后文配套设施部分将进行详细讨论。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及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与其他城市在要素流动上存在限制。换言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出入境、公司经营法律法规不同、生活水平和工资薪酬差异及节假日文化不同等等。可见，广义辐射媒介的限制对香港、澳门向内陆进行经济辐射造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此类限制正逐渐减少，但仍客观存在。

（二）区域协同效应

区域分工协同理论脱胎于经济学中劳动分工理论。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述的，在同一工厂中，不同劳动者通过分工，提高了劳动熟练度，减少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从而成倍提高劳动效率。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湾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明确湾区内部各城市的分工定位和发展路径，可以充分发挥区域内部的协同作用，并极大程度地提升区域发展速度，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根据劳动分工理论，分工根据形成过程和内在属性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这和区域内部的城市分工方式有类似之处。自然分工指区域内各城市根据其自身资源、位置等内在优势，吸引特定产业或资本，最终承担不同职能，旧金山湾区的发展路径即为典型的自然分工模式。而社会分工则指有国家或政府根据客观环境，自上而下对区域内部各城市进行事先规划，通过制定不同政策措施使各地区承担不同职能，东京湾区的发展则基本符合这一模式。

通过整理总结相关政策可发现，在发展东京湾区初期，日本政府已经事先就其首都圈各县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规划，并根据发展形势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传统来料加工型制造业逐步从东京都向周边城市迁移，在此过程中，各城市发展定位愈发明确，如东京都发挥区域经济核心作用，是名副其实的金融、贸易、商业中心；横滨市定位于湾区贸易中心，横滨港成为湾区内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埼玉县接纳东京都区部分行政机构，进一步行使行政、居住、商务职能，在缓解东京都城市压力的同时，为其提供运行支持；千叶县重点发展空港经济及国际物流运输产业；神奈川县发展商业、科研、港口贸易；茨城县则依托高等教育结构及科研机构，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各地区职能存在差异但又有所重叠，为支持东京都的区域核心功能提供保障。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对东京湾内各大港口也进行了明确有效的分工。1971年，日本港湾局提出《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思》，将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船桥港在内的六大港口进行整合，根据各自现状及特点，确定相应分工，并联动形成广域港湾，以港口群整体的能力来与世界其他港口竞争，有效避免了港口之间产生恶性竞争的问题。

而相比之下，旧金山湾区区域分工缺乏政府主导且产业结构相对简单，最主要特征是湾区内三大城市承担不同定位以实现协同发展，旧金山主要产业为金融、旅游业及生物制药，圣何塞依托硅谷重点发展电子制造、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奥克兰则重点开发制造业及临港运输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湾区内三大城市位置毗邻，因此区域划分并未如东京湾区一样明显，且湾区内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低于东京湾区及粤港澳湾区，因此可以认为旧金山湾区内部联系紧密，产业结构更趋向于整体化。换言之，旧金山湾区当前已经跨越了内部分工协同发展的阶段，城市作为区域划分的粗放型分工形式已经逐渐被更精细的区域分工形式所取代。湾区内部分企业（如谷歌等公司）的自身规模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不再依赖政府规划或特定市场提供红利来源，导致分工协同效应并不明显。

相比较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发展路径和东京湾区更为类似，除香港澳门外，区域内部其他城市基本依照政府事先规划的路径发展并承担不同定位。尽管如此，就目前现状来看，经济辐射效应相对明显，而各城市的区域分工仍停留在政策层面，尚未全面落实。在粤港澳湾区“一环两扇、两屏六轴”的整体建设规划中，三大经济增长极（香港、广州、深圳）及澳门被设定为环珠江经济带的“四极”，分工相对明确。“一环”为环珠江口经济圈；“两扇”为珠江口东西两岸城镇扇面；“两屏”即北部山体森林和南部沿海绿色生态屏障；“六轴”指六大城镇产业拓展轴。这个网络化空间结构规划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支持澳门围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两大功能定位；支持广州打造国际航运、航空枢纽，建设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旅游名城；支持深圳建设全国中心城市、全球性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心。可见，香港、澳门两大发达区域与珠三角之间的关系，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及投资便利化政策的持续推进，已经从“前店后厂”这种以劳动力及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合作模式，逐渐演变为以创新为主要生产要素，以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

尽管如此，根据当前粤港澳湾区发展规划，其他7座城市的主要定位为“四极”的支持和枢纽城市，产业基本集中于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定位并无实质性差异，且与“创新产业中心”深圳重合性较高，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可能因为相互竞争或者挤出效应，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造成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粤港澳湾区的城市分工与旧金山湾区基本都不明显，但二者存在根本区别，主要原因在于：旧金山湾区依托其自身环境而遵循自然分工模式，而粤港澳湾区仍依赖政府政策指引；旧金山湾区整体人均GDP产值远高于粤港澳湾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第三产业占GDP总比重方面，旧金山湾区为82%，远高于粤港澳湾区的62%，产业结构更为先进；旧金山内各城市经济增长及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远低于粤港澳湾区。因此，可以认为两者并未处于同一阶段。

目前尽管粤港澳湾区各地区尚未产生明显协同效应，但就现有规划来看，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寻求以社会分工方式人为明确各市发展定位，意图充分发挥湾区内部协同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未来这一方面预计将成为粤港澳湾区政府规划重心所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复制广州、深圳、香港发展路径，支持澳门经济以休闲服务业为基础进行多元化发展，巩固其增长极地位，完善“四极”多维辐射框架；二是推进珠江两岸错位协调发展，包括东岸文化创意产业带及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强化定位分工，避免城市间竞争。

（三）配套设施

通过观察世界各大湾区可以发现，湾区产业特征一般为“制造业+港口贸易”的双驱动模式。如东京湾区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港口优势获得成本相对低廉的原材料，进行深加工或再加工后，将制成品通过港口贸易出口至其他国家。旧金山湾区的模式类似，但受创新科研投入的生产要素驱动影响，其产业链向上延伸，实现了以“研发+制造+贸易”的新型湾区经济模式。

为支持上述各产业部门的快速扩张，湾区在发展过程中均十分注重配套设施建设。此处所提“配套设施”，是相对宽泛的概念，不仅涵盖了交通运输、港口及基础设施等实际配套设施，还包括了科研投入、劳动力、产业及税收政策等配套资源。其中，交通物流运输及人才资源在促进湾区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1.交通物流运输

为建设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粤港澳湾区多年来持续推进“三网”建设，包括连通内陆的“多向通道网”、联系海外的“海空航线网”及大湾区“快速公交网”。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规划上看，湾区政府充分借鉴了东京湾区及旧金山湾区的发展经验，以公路交通及铁路交通连接湾区各城市，并以航空运输配合港口运输服务湾区进出口贸易、国际物流及金融商业领域发展。而从数据上看，作为成立时间较短的湾区，粤港澳湾区在交通物流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后发优势，2016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将“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纳入工作计划，而在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达到6520万TEU，远高于东京湾区766万TEU及旧金山湾区227万TEU；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75亿人次，远高于东京湾区1.12亿人次和旧金山湾区0.71亿人次。可见，巨大的人口基数为粤港澳湾区提供了极大的市场，同时为进一步完善湾区内外部交通物流网络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2.人力资源

在人才资源方面，粤港澳湾区相对发展较落后。目前，东京湾区拥有263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京滨工业地区包含了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知名研究型高校。而旧金山湾区是世界最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之一，拥有多所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截至2018年，超百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众多菲尔兹奖得主、图灵奖得主均曾在湾区求学或工作，为旧金山湾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资源。

粤港澳湾区在人才资源方面则呈现三大特征：其一，香港拥有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多家世界知名学府及研究机构，储备的人才资源能充分满足该地区需要，但向内地流入的比例较低，原因一方面在于香港作为国际发达都市之一，本身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才向内集聚，另一方面在于内地与香港在薪酬和生活水平上仍存在差异。其二，作为湾区内部重点打造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圳缺乏本土知名院校，广东省内高校毕业人数众多，但尖端行业人才多依靠政策引进，导致人力成本上升，对湾区发展存在一定阻碍。其三，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商贸及制造业为主要推进产业的地区，在早期“前店后厂”的经济模式下，劳动力资源大多由西部或中部等内陆地区的城镇或农村引进，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外出务工不再是大多数经济较落后地区居民的唯一选项，导致近年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沿海发达地区频频面临制造业劳动力紧缺，即“用工荒”的难题。三、对比结论

通过对比分析可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相对世界其他湾区而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借鉴了世界其他湾区的发展经验，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规划区域内城市分工，快速建成交通运输等湾区配套设施，使湾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在短期内经历了快速波动式增长，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伴随湾区规划的逐步落实持续加速。二是不同于其他湾区以单一城市作为辐射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四大增长极多元辐射、不同经济制度“求同存异”协同合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发展模式。三是在部分产业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经超过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四是湾区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渐显现，目前，粤港澳湾区经济总产值占我国GDP总量的1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FDI总量的20%，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整体框架下，充分发挥了吸引外资企业走进来、引导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核心枢纽作用。可以认为，作为我国重点打造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了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窗口。

然而，对比分析也暴露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部分问题及限制，一方面影响了湾区经济和生产活动的增长效率，另一方面为今后的区域治理埋下隐患。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从国内的影响来看，一是区域发展不协调、资源分配过于集中，增长极和受辐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相关产业发展差异过于明显，双效辐射效率不高；二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受到区域政策限制，湾区内客观存在三种不同的法规制度，提升了跨境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投资者进行跨区域投资的意愿；三是由于受辐射城市的功能定位较为趋同，在发展过程中同质竞争现象客观存在，区域协同效应在辐射中心和受辐射城市间较强，在受辐射城市之间则相对较弱；四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政策正在不断深入，2015年4月成立广东、天津及福建自由贸易区后，2017年陆续成立了辽宁、浙江等6个自贸区，2018年成立了海南自贸区。目前我国共成立有12个自由贸易区，而在各自的总体方案中并未对自贸区的经营定位做出明确规划，换言之，未来自贸区之间可能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相互竞争，可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形成掣肘。

从国际的影响来看，一是湾区内生活水平及物价的上升导致湾区内劳动力成本的同步提升，削弱了粤港澳湾区制造业部门的主要竞争优势，迫使国际资本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及非洲地区转移；二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的香港相较于旧金山、东京等其他湾区核心而言，经济过于依赖服务业，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产业空心化，在“前店后厂”模式更新换代的过程中，作为重要贸易枢纽的地位被深圳和广州等港口城市所挑战，发展势头放缓，对湾区经济推动作用削弱；三是对于香港、澳门两个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其现行制度可能对湾区完善一体化建设造成一定阻碍。以澳门为例，迄今为止，其参与了50多个国际组织，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经贸关系，且为WTO正式成员，拥有独立关税区地位，享有与20多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今后粤港澳湾区若出台适用范围包括澳门的政策制度，则可能影响澳门与其经贸伙伴关系，甚至导致澳门的内外部形势发生改变。

总体而言，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突破现有桎梏，持续发展湾区经济，打造我国对外开放新名片，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四、政策建议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建议今后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借鉴其他湾区、自由贸易区及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以政策统筹协调为主导，结合市场化手段，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具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持续打造城市一体化

按照国际化、法制化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将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全流程监管，整合审批流程，压缩审批周期，建立一窗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切实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由监管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推行“权力清单”简政放权，在“一国两制”的现行制度下，积极研究出台粤港澳三地交通运输、物流、进出口贸易及人员出入境等领域的便利性举措，在基础设施互通的基础上，加快各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提升湾区整体生产效率。

（二）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强化区域分工协同

在“一环两扇、两屏六轴”框架下，根据实际现状明确并定期更新湾区内各城市职能定位，一方面积极推动四大辐射城市的产业多元化，另一方面强化湾区内受辐射城市对四极的支持枢纽作用。同时，加大对湾区内部除广州、香港、澳门及深圳外其他城市的扶持力度，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资水平、优化税收政策等，降低“四级”与受辐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为企业及资本向外流动创造条件，以经济辐射效应和区域协同效应助力湾区经济持续发展。

（三）依法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升利用外资水平

积极借鉴上海自贸区等区域的投资便利化经验，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营造有利于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选择特定地域、特定行业申请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以及股比、经营范围等限制，积极开展旅游会展、金融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有效吸引服务业高端要素。

（四）努力打造教育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充分利用粤港澳湾区与广东自贸区的特有优势，重点发展本土教育科研机构，加强与香港地区高校的联动，以建立分校、研究所或人才引进等方式，促使尖端行业人才向内回流，为助力湾区内部传统制造业向创新型制造业转型升级储备人力资源。同时，根据产业现状和发展路径，在香港、广州等高等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地区针对人才需求较高的专业进行合理扩招，为劳动力市场就近供应对口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社会保障、城市交通及医疗体系，强化统筹规划协调，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政策多策并举，切实提升生活水平，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后顾之忧。

（五）对接“一带一路”，发挥对外开放平台作用

广东一直是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率先对接国家战略规划，目前已经发展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扩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必须倚重的战略支点。未来建议进一步构建全面开放格局，将“一带一路”规划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作方案进行深入对接，同时积极利用香港、澳门作为国际都会的主体优势，着力深化泛珠三角合作、与东盟合作、与欧洲和非洲重点葡语国家合作，在有效带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上，巩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地位，推进湾区经济发展。

（本文转自：《国际经济合作》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